文/何斐
我生于一九六一年八月，在两个月的时候父母抱着尚在襁褓中的我，调到了刚刚开发的松江河林业局。由于父母都上班，而我又嗷嗷待哺，无奈父亲只好写信，请远在河北老家的我奶奶来东北照顾我。
我奶奶当时六十多岁，后脑勺梳着发髻，小脚、穿着大襟带疙瘩的布衫，慈眉善目的。奶奶虽然来自农村，但她有两个嗜好：那就是抽烟和喝酒。而且她从来不抽旱烟和烟丝，只抽洋烟（烟卷），而我父母却都是烟酒不沾的。记忆中，每当母亲发工资的那天，她都会买回两条（40盒）蝶花牌香烟和三斤散白酒。记得当时市场上销售的卷烟品种很是单一，基本都是长春卷烟厂生产的，主要有：握手牌（0.15元/盒）、蝶花牌（0.20元/盒）、大建设牌（0.24元/盒）和迎春牌（0.28元/盒），也只有春节时，偶尔能看到大生产牌（0.35元/盒），里面不带锡纸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握手牌香烟盒，原来是蓝色的，画得有两只手握在一起，而且其中一只袖子上还有三个红色的五角星。后来烟盒又变成了浅黄色，红底图案变成了工农联盟的图案。当时松江河大部分烟民都抽旱烟，想抽烟时随便撕块报纸，卷一根。还有老头腰里别个烟袋锅子，他们聚到一起，常常炫耀自己的烟袋嘴子，是玉的，或者是铜的，叼在嘴里“叭嗒、叭嗒”的。再说那些抽洋烟的人，一般都是工人和国家工作人员，家庭生活条件相对比较富裕的人群。如果能抽到“迎春”牌的，那更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，基本上也都是十七级以上的才能有条件享受这种待遇。小时候，我总是趁奶奶不在屋里时，把烟卷从烟盒里抽出来，放到鼻子底下，边闻边看那“蝶花”牌烟丝。烟丝金黄金黄的，烟味沁人心脾地那个香呀！以至于每每看到奶奶抽烟，心里就冒出一种渴望，总想也尝尝，哪怕抽上一口也好呀！终于有一天，按捺不住这种诱惑，趁着奶奶不在屋，偷偷点了一支，刚刚冒烟，还没来得及品出滋味呢，奶奶就进来了，看到我这个样子，瞬间一改往日的温和慈祥，上前就打了我一下，说：“小孩子怎么不学好呢！学抽什么烟！”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父母，结果就换来了一顿狠揍！但是不管怎样，能抽烟的机会还是有很多的，比如过年，我们小孩子放小鞭，总是把成挂的小鞭，拆成单个的，在家里拿一盒烟出门，一边走一边放。过年了，好像 一夜之间小伙伴们也都阔起来了！不但都穿上了新衣服、兜里有了零花钱，而且男孩子基本上都揣着盒烟，见面除问候“过年好”之外，就是互问：你兜里揣的是什么烟？还都故作大方地给小哥们儿发一圈。一发烟，不管是谁，只要在旁边每人都少不了，这叫“烟酒不分家”、“宁落一屯，不落一人”。“一火不燃三支烟”否则就叫“散伙”，听着不好，其实这也都是在模仿大人的言行而已。紧接着进入文革时期，物资相当紧张，不仅粮油实行供给制，而且布、棉线、肉、乃至火柴都要凭票领取。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：火柴是大包，一千支一包，而且火柴盒上的摩擦片很不耐用，常常是火柴没用完，火柴盒就碎了，剩一大堆火柴划不着，生不了火。无奈父亲买回一个打火机，花了0.7元，虽然不缺汽油，但是火石又不能方便买到，唉！有一天，父亲兴高采烈地拿回好几块火石，高兴地安在打火机里，一试，坏了！火石是假的！不但没点着火机，而且还把打火机给弄坏了！由此，奶奶也不得不改抽烟丝了，但是因为她不会卷，所以妈妈就又为她买了烟袋锅儿。但是，烟在供应很短一段时间后又恢复了正常，同时，市面上又出现了一种白盒无商标的烟，九分钱一盒，后来这种烟正式出厂叫“勤俭”牌。大概是七零年吧！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名字叫孙杰，有一天他偷着拿了他爸爸一盒“阿尔巴尼亚”的烟，这个烟是硬盒翻盖的，而且烟身是椭圆形的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和抽到的外国烟，后来听说这烟也是中国制造，替他们还债的而已。这个时期长春卷烟厂生产的“新吉林”牌，都放在商店的橱窗里，作为陈列品，是不卖的。与此同时，延吉卷烟厂的产品也开始打入市场，最早的是一种叫“人参”牌和“蜜蜂”牌的简装烟，售价在0.2元/盒，但产量不大，工艺水平远远落后于长春卷烟厂，但烟丝质量却是优于长春卷烟厂！其实当时长春卷烟厂出品的“蝶花”、“握手”、“迎春”、“大生产”等，沈阳和哈尔滨也都在同时生产，只是当时消息相对封闭，大家都都只知道长春卷烟厂独有品种，偶尔谁出门带回外省的“迎春”和“大生产”等，尝一尝都异口同声地评价道:“比咱长春出的差远了！”那时一提长春卷烟厂都和长影一样的自豪！后来长春卷烟厂生产了第一款“春谊”牌过滤嘴烟，这款烟口感很淡，不是很受欢迎。紧接着又推出了让人们难以忘怀的、也是令吉林人无比骄傲的黄盒“人参”牌过滤嘴香烟（俗称大人参），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到这种烟盒：外面是用热缩透明膜包装，一打开包装立即香气扑鼻！那时候的我已经读初中了，我班有一个同学叫张建华，他爸爸在木材科工作。我们几个同学常常下午逃学，就跑到他家，扎堆抽烟。当时我已经有了点烟瘾，能略品出烟的好坏，特别是对“迎春”烟情有独衷！在他家里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，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并且还真抽到了“凤凰”牌香烟，我们赶紧点燃一根，一股巧克力的香味儿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。我在他家也算是大开眼界了！同时还听说并见到、抽到了听装的“中华”牌、“红双喜”牌、“牡丹”牌及长春出的“人参”牌。每当呈上一支这样的烟，内心的喜悦感、自豪感、惬意感、满足感真是难以言表呀！心底里也更加认同了张建华就是我最好最铁的哥们儿，其他人都不在档次的感觉！俗话说：“拿人手短，吃人嘴短。”虚荣心时常在心里作怪，经常想：哪天我也能拿出两盒像样的好烟请同学们尝尝，那多带劲！那一年，恰逢父亲和关家声叔叔两人去昆明开会，带回来两条云烟，放在箱子里，准备留着过年拿出来招待客人。我就打上了它的主意，我趁父母上班不在家时，悄悄打开了箱子，把烟盒从侧面打开，把烟拿出来，再按原样封上（家贼难防呀！），然后拿去请同学们抽。当同学们抽着我给他们的烟，向我投来羡慕及赞赏的目光时，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，胸脯也一下子挺得老高。
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。一天，妈妈去箱子里找衣服，无意识地碰到了烟，感觉不对，怎么轻了呢？用手一捏，瘪了！气得她满脸通红，浑身发抖，不由分说地抄起一个8厘米见方的落叶松方子，照着我狠狠地就是一下子，这一棍子下去，因为猝不及防，方子棱角正好落在我的膝关节上，小腿骨和大腿骨同时骨折，疼得我连哭带嚎，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下来！母亲一看，前一秒的凶神恶煞瞬间就变得不知所措，赶紧喊来父亲，父亲也顾不上说什么，连忙用自行车推着我去医院。大致就是这个时候，市场上“蝶花”牌和“迎春”牌香烟的上市量明显减少，长春卷烟厂新投放市场的“红金叶”和“春竹”牌两种香烟。“红金叶”好像是二毛多一盒，“春竹”烟好像三毛多一盒，据说是“蝶花”和“迎春”的翻版，老百姓很不满，骂声一片。在妈妈“粗暴”的棍棒管教下，我也一直是在“不屈”地反抗着。一九七七年我中学毕业，上山下乡去了集体户，此时的我仿佛是“砸开铁索走蛟龙”，谁想管我也是鞭长莫及了！一天，母亲给我洗衣服，从我兜里翻出了一盒“松鼠”牌十支装雪茄烟（0.19元/盒），她拿在手里，看了半天，很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喃喃地说：“儿大不由娘呀！管不了啦！你现在能抽到这种烟，这瘾也就差不离了……”八二年末，父母调到长春林业厅工作，我一个人留在了松江河，这下可更随便了！一天抽两盒烟也没人管了，真好！白天一盒和同事们一起相互抽。晚上一盒，坐在灯下，一边看书一边抽，不抽完这盒烟誓不睡觉。可是好景不长，恶果也随之而来，第二天早晨起来不但恶心，而且吐痰一大堆，头芯子发麻，没有知觉人生的苦难总是不期而至，一九八五年，母亲突患胰腺癌，在她弥留之际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不要过于悲伤，世界上不是单独咱一家摊上这事儿，只是不得不和你们分别了！我有四个不放心：一是对你父亲后半生不放心；二是对你弟弟的前途不放心；三是对你的婚姻不放心；最后就是对你抽烟、喝酒不放心！没有看到你们成家立业，非常遗憾！好孩子，以后就要靠自己学会自立、自律吧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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