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89阅读之声| 贾队长

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帮轰的时候，都管生产队队长叫“阳历牌”干部，顾名思义就是生产队队长年年换，谁也干不长。正是“队长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”，只要是社员都有当队长的机会。

1974年，我刚下乡的时候，第一天领我们这些五谷不分的知青薅谷子的老头，社员都叫他孙队长，我也就把他当成了队长。直到有一天听到有人扯着嗓子喊:“贾---队---长来了！”我抬头望去，只见远远走来一个人，走路左右摇摆的幅度特别大，我估计倾斜足有25度，似乎一条腿长一条腿短。贾队长来到跟前，我仔细打量这个贾队长：身高不足一米六，黄皮拉瘦满脸菜色，大嘴巴小眼睛，手指又短又粗，骨节很突出，右腿比左腿短，怪不得走路是那样儿呢。正应了外地人说的“短指头、大腚垂，一看就是抚松人”。

我纳闷这么个人怎么能是队长呢？原来他是春天刚轮换的队长，我们是5月份下乡的。领我们薅谷子的孙队长是上年的队长，我们来的时候贾队长到公社开会，所以一直没见着他。

眼前的贾队长名叫贾成有，冷不丁看，看不出实际年龄，他的额头上有两道深深的皱纹，长得老成，着急了些。我礼貌的叫他一声“贾叔”，集体户的二十多个知青也都跟着“贾叔、贾叔”地叫。后来才知道他比大队书记还小一岁，因为书记长得白净年轻，大家叫书记“哥”，叫贾队长“叔”，硬把书记给弄小了一辈。书记不乐意，老想把这辈份拧过来，可直到我们离开农村都没拧过来。

记得那天夏天，在后山铲苞米，打头的和贴二摽的领着社员在半人高的苞米地里飕飕飕铲的飞快。我们跟头把式的怎么也跟不上。社员的锄头像长了眼睛，锄头送出去再拉回来，两锄头就一米多远，苗周圈的草用锄头尖轻轻左右一挑就没了。我们可费劲了，哈着腰，歪着身子，一点一点的往前铲，苗周围的草用手薅，一会儿就看不见前面的社员了。越着急手脚越不听使唤，正手忙脚乱的时候，远远看见打头的和二摽领着社员又铲回来了，和他们弄个顶头碰。自己觉得很丢脸，心慌的不行，“咔嚓”一声一棵苞米被我帖根铲断，我怕被跟在后面检查的贾队长发现，急忙把苞米杆扶起来，用土培上，还以为别人不知道，然后继续往前铲。

休息的时候贾队长在我身边坐下，面无表情的对我说：“去把那个甜杆吃了吧”。我不由得一愣“啊”？“啊什么啊，就你用土培的那棵”。没想到真让他发现了，这时，我的脸像被人狠狠的打了一巴掌，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。我把头埋在两腿中间，甚至不敢看别人，我的心很乱，很沮丧，怕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

秋收割谷子那天，贾队长特意嘱咐我们知青：“谷茬不能留高啦，得贴地皮割，二十几头牛指着这些谷草过冬呢。”割谷子很有讲究，镰刀一定得快，要不然就连根拔起。要领是左手把谷子揽在怀里，右手镰刀紧贴地面，一刀平着搂到底。会割的前后谷茬一般高，不会割的越往后越高。我们哪割过谷子啊，下刀时觉得贴在地面了，可一刀割下来，前后能差好几寸，自己还觉不出来。我正挥汗如雨干得起劲呢，贾队长检查来到我跟前，指着谷茬对我说：“歘着眼皮啦。”我回头看看自己割过的谷茬，和社员的一比，我的脸立即就红了，脸上的汗流得更多了······

贾队长在干活的时候对我们点苛刻，时不时地把我们训得灰头土脸颜面扫地。可他人不坏，集体户的大锅饭一年到头不换样。他时常让他媳妇叫我们到他家“改善”伙食。他家烙煎饼，集体户好几个知青围着煎饼鏊子吃现烙的煎饼，吃的那叫一个香啊。过年他家做豆腐时，贾队长那贤惠的媳妇见到我，招呼一声“杨子，一会来家吃豆腐”，我就颠儿颠儿地跑去吃上一碗，真是又解馋又温暖。这么一来二去，贾队长家就成了我们几个女知青解馋、尝鲜的又一个温馨的家。不管是中秋节的月饼、正月十五的元宵、还有冒着热气的苞米和土豆都在他媳妇的“来家串门”的招呼声中，以串门的名义给“碰巧”赶上了。连我这个从不串门的人都走顺了脚。其实大伙都心知肚明，这是贾队长在以他的方式关心我们这些离开父母的孩子。

我下乡的那个地方挺邪性，竟然养不活马。刚下乡时挺奇怪，生产队怎么不养马呢？牛慢慢腾腾的哪有马好，后来听社员说以前试着养过马，可是养一回死一回，就是养不了马，生产队对养马失去了信心，再也不提养马的茬了。牛呢？怎么养怎么活，所以整个大队只有牛没有马，生产队把牛当命根子养着。

秋天队里二十几头牛到离村子五六里的江沿去干活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一把无名大火把牛棚烧着了，二十几头牛在烈火中哀鸣，却无法挣脱缰绳的束缚，无一幸免，全被烧死了。贾队长一路小跑向江沿冲去，他身体摇摆的更厉害，倾斜的角度更大。看到惨不忍睹的情景，他抱着烧焦的牛放声大哭，那哭声惊天动地。后来有社员说，贾队长的爹死的时候他都没哭成这样。社员心里都明白他哭的是集体财产，心疼的是社员的命根子。

日子在贾队长“明天柳毛趟子铲苞米、明天江沿割豆子、明天后山修梯田、明天前山扒苞米、明天场院打场”的安排生产的喊声中一天天过去，我们也在他的敲敲打打中变得成熟起来。第二年贾队长没有像“阳历牌”似的翻过去，还继续当生产队队长，直到我离开生产队他还在任上，他的“阳历牌”挺扛翻。

我今年已经62岁了，自从1978年招工离开下乡的村子已经40年了，还时时想起贾队长家的大煎饼、大豆腐、土豆子、月饼和汤圆。还会想起不会铲地把棒米铲倒，贾队长让我吃甜杆儿，不会割谷子，“谷茬”欻眼皮的尴尬事。他是我下乡后的第一任领导，虽然他其貌不扬，腿脚不利落，嘴有点儿损，可在我心里，他是一个对集体负责、对知青关怀称职的好队长，是一个真正的“贾大叔”。四十多年来，他的形象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、越来越高大······